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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傳道書 1:9》”如果我们想要进一步的体察我们所处的时代，那么就必须重新回到书籍的海洋当中去，为此封酒编辑部的同事们精心编纂了本年度的封酒书单。这份书单不仅是对过去一年中编辑部成员阅读经历的一次深情回望，更是对浩如烟海、纷繁复杂的文本之海的一次精心筛选与深刻注解。我们深知，尽管这份书单或许只是沧海一粟，难以全面覆盖过去一年中我们阅读过的所有值得一读的佳作，但我们仍希望通过这十几本覆盖哲学、历史、文学、社会学等领域，令人难以忘怀的著作，为读者朋友们带来一些新的思考角度和深刻的启发。

　　这绝非是危言耸听，马克思主义在当下的遭遇不正说明了这一点吗？甚至“无害的神像”也显得过于轻描淡写，真正对一个事物的否定，绝非单凭对其的攻击就能达到，而是加倍地肯定它，从而超出其界限显露出其自身的滑稽与荒诞。最近大火的“26岁天才博导”不正是表现了这一点吗？我们可以看到他论文中的机械、肤浅甚至是傲慢，然而支持其登上大雅之堂的不正是这些缺点吗？他对法兰西阶级斗争的研究不正是因为面面俱到才赢得了学术严谨的称赞吗？

　　回到《马克思：关键概念》这本书，它绝非单纯地呈现所谓对《资本论》、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而是通过《资本论》，展现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丰富图景与理论的批判潜力。在我看来，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从根本上——与官方学说构建的那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截然不同——是对古典政治经济学、庸俗政治经济学以及资产阶级范畴的批判，从而更是对支撑上述理论的意识形态批判。正如《资本论》中对拜物教的强调，我们发现这一概念贯穿三卷，从“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到最终的“资本拜物教”——这一“自动的物神”。但是马克思不是简单指出这种幻象的荒谬所在，

　　“资产阶级革命，例如18世纪的革命，总是突飞猛进，接连不断地取得胜利；革命的戏剧效果一个胜似一个，人和事物好像是被五彩缤纷的火光所照耀，每天都充满极乐狂欢，然而这种革命为时短暂，很快就达到自己的顶点，而社会在还未学会清醒地领略其疾风暴雨时期的成果之前，长期沉溺于消沉状态。相反，无产阶级革命，例如19世纪的革命，则经常自我批判，往往在前进中停下脚步，返回到仿佛已经完成的事情上去，以便重新开始把这些事情再做一遍，它十分无情地嘲笑自己的初次行动的不彻底性、弱点和拙劣，它把敌人打倒在地，好像只是为了要让敌人从土地里汲取新的力量并且更加强壮地在它前面挺立起来，它在自己无限宏伟的目标面前，再三往后退却，直到形成无路可退的局势为止，那时生活本身会大声喊道:

　　在《后现代性下的生命与多重时间》中，对现代性的反思开始于对立的两个概念：朝圣与游牧，特斯特由此考量了怀旧、技术、身份认同等主题，回应了一种长久以来的焦虑，即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之后，我们还有能力去成为特定理想的朝圣者吗？尽管“后现代”一词在当今学术界看来已经显得陈旧甚至过时，作者也并无意图提出自己的新观点，但此书仍然为普通读者提供了一个面面俱到的文献综述范本，从文化研究的视角下重新思考社会变革与未来。

　　该书的核心议题是反思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局限性，并借助福柯的理论资源重构批判框架。仅靠马克思的生产方式理论难以解释当代社会的统治新形态，马克思主义的劳动前提、理性原则与辩证法，本质上带有本质主义与还原论色彩，将复杂的社会统治简化为阶级剥削，无法涵盖日常生活、话语权力等领域的规训机制。而福柯通过“话语/实践”“知识/权力”等范畴，揭示了权力如何通过监狱、性经验等具体场域，以规训技术渗透社会肌理，这种非总体化、重差异的分析方法，恰好弥补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盲区。

　　除去老生常谈的翻译问题（这本书的翻译已经很不错了，译者翔实的备注了所有难懂晦涩或者难以翻译的原文文本内容），物体系的中文译本将鲍德里亚的哲学思想尽可能的阐述出来，鲍德里亚的贡献不外乎将符号，结构语言学运用到了分析消费，分析商品社会上，物体系的运作方式，与语言系统类似，每一个物都是一个符号，它想要被消费就必须和其他商品产生差异，不管这差异在哪，总之要可辨识。然后每一个符号都被赋予概念，这个过程复杂又任意，与无本身的功用无甚联系。人们去消费，就是要在这套“物的语言”里表达意思，人们得到满足，人们以为那是他们的需求，人们对其系统运作不自知。社会中的每个阶级，阶层对于这个体系都有着自己的见解，不论是不屑还是近乎狂热的支持，没有任何一个阶级，阶层能逃离这个体系，每个人都浸泡在这个硕大的商品泡沫。

　　那这么套体系对我们普通人的意义在哪呢，更准确的说这本书对我们普通人的意义在哪呢，我想还是那句老话：认识并改造世界，我们可以将这本书作为认识世界的一个方式，一个了解事物运作的途径，然后产出自己的理解，对世界的理解，对社会的理解，更或者对革命的理解，尤其是在这个后现代资本主义时代中，这个一切都失去了意义，一切只剩下消费与再生产的时代中，我们每个人都需要有这么一根针，一把火，戳破商品社会的泡沫，烧尽消费主义的蛛丝。

　　“生命政治”在当代激进思潮中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它为我们提供了一种超越自由主义形而上的权力批判的全新范式，推动了整个政治哲学框架的转换。阿甘本的《例外状态》作为生命政治的核心文本之一，以一种惊人的洞察力剖析了法律与主权的运作方式，给予了我们理解现代民主国家、反恐战争、紧急状态，以及我们自身处境的全新视野。哪些我们生命中被视作“天经地义”的部分实际上不过是权力运作的产物/需求？又有哪些看似稳固的基础与边界随时可能分崩离析？这是每一个同时代人都需要面对、思考的问题。

　　所以，借着这个契机，正好向大家推荐这本《共和国的盾牌》。作为维尼亚斯“共和国四部曲”（或称五部曲）中的第二部，它所讲述的覆盖了我们所感兴趣（或者说争论焦点）的多数历史——正如其书名副标题所罗列的。在本书中，大家可以看到西班牙黄金、苏联的抉择与共和国内部的斗争直至火并，为我们提供更多的视角与资料去了解、反思、总结其中的经验教训。作者维尼亚斯作为研究西班牙第二共和国史的大家，不仅以丰富的、数个国家档案馆的资料撑起了内容（他也是最早使用档案研究SCW的人之一），其经济学和历史学的教育背景与外交口的任职经历也为解读历史提供了更加可靠的视角——更不必说他本人就是西班牙社会主义工人党的一员。

　　正如全书的标题所揭示的那样，《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这本书所讲述的正是事件，经历和神话三个义和团运动的维度。作为读者，当然必须注意到其中贯穿的逻辑链条，然而如果将这本书粗糙地理解为对于事件、经历和神话的简单叙述，那很可能就误解了作者所想表达的深意。事实上，本书更多的是一部史学理论和历史哲学的著作。作者想要展现的是一个解决历史问题和叙述历史的载体和视角，他通过“义和团”这一话题所处理的是个人记忆，集体记忆之间的复杂关系，是历史记忆和历史现实之间的错综经纬。

　　要读懂当今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不可避免地要回顾其来时的路。布罗代尔在本书中用年鉴学派标志性的细腻笔调为我们将西方转型最关键的“近代”时期的经济活动历史娓娓道来。无论对于专业学生还是对广大普通读者而言，本书都是快速搭建15~18世纪西欧乃至世界经济格局知识框架的最好读物之一。读者无疑能够从布罗戴尔的描述中感到视角时而放大到巴黎集市的一个摊位，时而拉远到从伦敦到北京的广大地理场域；从茶叶或者蔬菜的价格中管窥一国乃至国际经济的波动。即便是作为文学作品，也不失为一部佳作。

　　阿里夫·德里克的《革命与历史：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起源（1919—1937）》是一部将中国革命史、思想史与史学史紧密结合的研究著作。作者没有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简单理解为1949年后政治意识形态的前史或准备阶段，而是将其放回1919—1937年这一高度动荡的历史情境之中，考察马克思主义如何在中国革命实践的推动下，被知识分子吸收、改造并用于对中国历史和社会结构的系统性分析。全书的核心问题在于革命与历史如何在中国语境中发生内在勾连。

　　德里克的贡献在于，他揭示了这些争论虽然受到影响但不是简单复制教条，而是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中国学者试图从中国自身出发理解历史的努力。尽管这种自主性是有限的，各派史学立场背后都隐含着不同的革命战略和政治判断。以“新思潮派”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坚持中国社会的封建性质，强调阶级斗争的首要地位；以陶希圣为代表的则更多从商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角度理解中国社会结构，淡化地主阶级剥削的重要性；托派学者则提出中国社会阶级结构模糊论，进而否定与资产阶级的任何妥协空间。正是在这些立场的对峙中，奴隶社会是否存在、封建社会如何界定、历史分期是否具有普遍规律、“亚细亚生产方式”是否适用于中国等问题，研成为了核心议题。当然，我们不能赞成德氏认为1920-1930年代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对1930-1940思想成熟没有助益等一系列观点，但是瑕不掩瑜。

　　小林多喜二极其敏锐地指出，这种残酷的剥削并非源于个人的恶意，而是源于系统性的共谋。书中最具冲击力的一幕，莫过于工人们天真地以为代表国家的驱逐舰会来拯救他们，结果迎来的却是黑洞洞的枪口和冰冷的手铐。“渔工们再傻，这回也切切实实知道了谁是敌人、知道了（完全出乎意料！）他们是如何相互勾结的。”这一瞬间的幻灭，彻底击碎了“国家/资本/劳工”三位一体的神话，揭示了在资本增殖的绝对命令面前，个体的尊严与权益是如何被制度性地抹除的。

　　其“韵散结合、诗文并茂”的形式，将格言警句与故事叙事熔铸一体：一些简单的格言，如“宝石落在泥潭仍珍贵，尘土扬到天上也无价值”，看似是在阐述道理，实则也蕴含他自己对星宿际会之主的企盼；因其表面上写古巴比伦的衰微，实则也是惋叹塞尔柱的马立克沙后期识人不明，抒发波斯文人传统面对汗八里西征无可奈何的黍离之悲。这些鲁拜诗的本质，还是关乎人的出处、机遇与自持：倾覆的年代里，谁能保住宝石的坚硬，谁能抵御岁月风沙的侵蚀，谁就能保持本心。这种极其克制的表现手法与虚构写作追求的现场感、真实感链接起来。萨迪对税吏将农夫逼至绝境的描写，也与当下集体叙事关注边缘群体命运的主题形成深刻共振。

　　作者早在十几年前就极其敏锐地指出，从90年代开始，中国社会经历了一场深刻的“去政治化”手术。什么是“去政治化”？简单说，就是把关乎所有人命运的“政治问题”，统统包装成了只需要专家和官僚来解决的“技术问题”或“经济问题”。正是在这种逻辑下，由利维坦为之开路的资本增殖被视为最大的“政治正确”，而普通人的痛楚则被视为转型必须支付的微薄代价。我们今天所遭遇的职场霸凌、阶层板结，乃至“各人自扫门前雪”的社会心态，其实早在那个时候就埋下了伏笔。

　　本书一定程度上延续了《历史记忆生产》一书中“东北作为他者”的研究思路，但相较于2016年出版的前者，本书成书的年代里关于东北旧时代的集体记忆已经几近消亡，因此本书在前半部分先用区域史与文化史的视角回顾了东北的地域文化形成的历史，重新发掘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围绕着集体化和工业建立起来的东北文化和受到时代变迁冲击之后东北文化所产生的变化。而在书的后半部分，作者把目光放在了围绕着东北所产生的流行文化身上，批判了近年来喊麦文化等新兴流行文化中东北形象从旧时代生产者的缩影变为改革与新思维背景下的消费者这一变化对东北社群历史经验造成的遮蔽同时，揭露了他们在处理东北这一形象上的无能，以及这一形象形成背后市民群体自恋情结的推动作用。

　　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在危机情况下，会用改变政治制度的方法来应付革命的危险，并平息有组织的工人的反抗。最后，美国的发展趋势则用一种不同的方式表明了资本主义的整合力量：无须公开压制，大众文化就把广大群众的意识和现状的命令（Die Imperative des Status quo）结合在了一起。革命社会主义的人文内涵在苏联被扭曲了，所有工业社会中革命社会主义的工人运动也都失败了，渗透到文化再生产过程当中的合理化过程发挥着社会整合力量。

　　这位当代重要的新马克思主义学者，以清晰的谱系揭示了新自由主义并非甜蜜的“自由”承诺，而是一场旨在实现阶级力量重建的政治计划。它通过私有化、金融化和国家退出，完成了对社会财富的 “剥夺性积累”，让权贵致富，却让大众承受代价。哈维更尖锐地指出，这套方案已与其批判者合流，正与新权威主义乃至新法西斯主义结合，以维持其统治。本书不仅是理解过去四十年全球不平等加剧、金融危机频发的钥匙，更是为所有不甘于现状的人提供了一份批判地图，激励我们思考并探寻那个“另一种可能”的未来。在这个年底，让我们用阅读完成一次思想武装。

　　理查德·泰勒的《“错误”的行为》绝非一本枯燥的经济学著作，而是一部充满机智与洞察的颠覆之作（起码根据作者自述和荐书人的阅读体验来说如此）。泰勒以风趣幽默的笔触，将行为经济学的艰深理论转化为一个个生动故事，如侦探小说般层层揭开传统经济学的“皇帝新衣”。本书不仅读来酣畅淋漓，更以扎实的实验证据，冲击了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三大核心假设——经济人假设、完全竞争市场假设与完全市场信息假设，揭示了资本主义体系中深藏的“反常现象”。对于追求社会公平与政策改革的读者而言，这本书提供了批判市场的利器，证明人类的非理性恰恰是政府干预与集体行动的逻辑起点。

　　泰勒的叙述极具魅力：他从不回避学术争议，却以自嘲式的幽默化解严肃议题。比如，在描述“最后通牒博弈”实验时，他调侃经济学家如何为“公平”概念抓狂；在分析“心理账户”时，他以自己藏腰果的趣事说明普通人如何被沉没成本束缚。这些案例不仅让人捧腹，更让行为经济学的理论落地生根。书中还穿插了与卡尼曼、特沃斯基等学者的合作轶事，仿佛一场学术版的“兄弟喜剧”；另外，你甚至还能在书中看到“猫和老鼠”，以及作者开911的地狱笑话，这彻底打破了经济学高高在上的刻板印象。

　　读者会格外珍视本书的批判性。泰勒通过“封闭式基金折价”“选美竞赛”等市场异常现象，证明自由市场常因人类认知偏差而失灵，这直接挑战了新自由主义的核心教条。更关键的是，他提出的“助推”理论——如“为明天多储蓄”计划——并非精英主义的说教，而是倡导通过设计选择架构，帮助规避自身非理性带来的风险。这种思路与主张的普惠政策（如财富再分配、公共卫生改革）高度契合，为政府干预提供了科学依据，而非道德空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