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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问题在于，贝森特把“没有谈退款细则”包装成“最高法院没有真正触及核心、只是狭义解读、还要等下级法院几周甚至几个月”，这个“太极”就打大了。首先，这种说法容易让观众误以为：最高法院只是把球踢回去，IEEPA关税的合法性还悬而未决。但实际上，最高法院把结论写得非常明确：IEEPA不授权总统征收关税。其次，判决虽然把退款问题交给了下级法院，但执行退款的主体一定是海关、财政部等行政机关，法院最多是下命令、定原则，而不可能替政府打款做账。最后，在司法实践中，行政部门完全可以主动制定退款方案、与企业和解，或者相反，通过程序战术实现拖延或上诉，把账拖个几年，这些选择都是真实存在的政策工具，而不是法院说了算、政府只能被动听令。

　　所谓“再下放”，则体现在“救济”和执行层面。这里的救济主要指是否以及在什么范围内退还已征收的关税。最高法院确认“关税违法”的同时，把如何对进口商退款的案件发回国际贸易法院，要求其在既定事实前提下，决定对进口商的“适当救济”。换句话说，最高法院没有写退多少钱、怎么退，这是有意留白。包括律师事务所在内的专业解读普遍认为，法院一方面明确承认IEEPA关税“原则上应当可以被追回”，为进口商索赔打开大门；另一方面又刻意不设计具体操作细节，这是为避免使自己卷入复杂的技术争议，也给行政和下级法院留下博弈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