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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立艺专于1946.10重返孤山校园。对不时看到在湖边写生的学生，个个让他佩服和羡慕。心里想学画，做画家的愿望越加强烈而得到老师和兄长们的积极支持。他就读的“中山中学”美术教师都老师也曾是艺专学生，故而带领着分别去住在小车桥的汪日章校长家和住红门局的潘天寿（前校长）家进行拜见。希望给予旁听生资格，均未获同意。二哥汉如陪同到北山街“新新饭店”附近的丰子恺先生寓所拜访，受到热情礼貌的接待。但谈及学画一事，丰先生很诚恳地说：“总要先觅得生计再说。”（仅靠画难以生存之意）……直到17岁时的夏天。

　　面对石膏头像，手拿木炭条和馒头块（当橡皮用），虽然强烈想学画，因从不知素描为何物的小马，不知如何去写生。而每天上午来的倪先生也不讲课，只是让他们画。等差不多画完了，逐个地改。至于为什么这样改，就由学员自己去领悟。他渐渐认识到，头像的耳朵原来与眼、鼻、口不在一个方向的面上，眼睛不能只画上下两条线，里面是个球体……一步步理解和掌握对象的基本体积、动态和特征。倪先生高度重视基本形体，抓住大体，反对琐碎的观点给予学艺小马这“第一口奶”，在几十年中影响着他的教学和绘画。这样的学习到1949年春。

　　1950年下半年，全国雷厉风行进行反革命运动。艺专停课一学期，投入批判封建阶级、资产阶级和一切非无产阶级的文艺思想。如传统中国画一味追求笔墨趣味，轻视反映现实题材，创作中歪曲劳动人民形象，知识分子自我表现等等。特别严厉批判所谓的“新派画”，即部分师生对欧洲现代美术的研究和借鉴。在各级学生中重点点名几人为典型。二年级的周昌谷是他的同伴好友，另有三年级、四年级的陈积厚、翁祖亮和钱景长，一年级的裘伯浒，称为“新派画小集团”。（当时并没有小马，不知为何，几年后也被扩大进去，每逢运动来，都需做检查。）

　　寒假，与李震萍、何文元等几个同学参加省文联组织的土改工作队到诸暨一处丘陵地带街亭的农村，当时不仅生活条件十分艰苦，而且土匪多，不安全。但他干得十分起劲，那一口绍兴腔更成为开展群众工作的有利条件。待春节后回校，正是学生会选举进行中，推荐他的广发贴在对面罗苑的外墙上，不久便选上当了福利委员。1951年上学期上课，他与周昌谷等专业好的同学们用功和努力。下学期的11月初，全院师生350多人到皖北的霍邱和寿荣参加土改工作。他因患疟疾（俗称打摆子）迟去一个月。同行的还有潘天寿、冯蔼然（冯公公）等共13人。行李铺盖雇独轮车，步行半月到达。年底，患胃病多年的父亲病逝（享年六十一岁），小儿子阿六无法送终。

　　1955年5月中，断言胡风（作家、学者）等人是暗藏的反革命集团，全国开展肃反运动。毕业生离校前一一进行审查，小马定为“新派画”集团成员，有几个定为“反革命”，但允许其说明、辩护（后来的就不再有此机会）。他自己万料不到会被留校。先在校的苏凡办公室做张怀江先生助手几个月。附中（1954年开办）校长夏子颐先生找他，希望能去附中任教。1955年11月，全校恢复上课，来到附中与同届同学陈翔龙一起任55届新生的专业教师。毕业到附中部与在大学部工作的区别，一是“中学”不如“大学”好听，二则附中教师在第一线，要亲自上课。大学部做助教，轻松许多，而且以后可以评教授。所以先后不少人即使来了也不安心，尽量想法调到大学部去。而始终安心踏实在附中的也有好几个，他即其中之一。因为专业好，又认真热情，不久即担任专业教研组组长（另有文化课教研组）和教师团支部书记。附中校址在朱文忠公祠（现在的楼外楼处），大学部在外西湖十八号（现在的省博物馆南侧）。学生宿舍均在苏白二公祠（平湖秋月对面）。

　　二十四岁的老师与四十个十六七岁的学生，其实都还是大孩子。从1955年初冬到1957年6月一年半时间，除每天（下午半天）的专业课外，还在56、57两个暑假期间带55班学生到桐庐的芦茨林（后已沉入江底，为造水库）和诸暨安华写生。到上海参观“法国画家门采尔素描展”及“俄罗斯十九二十世纪绘画展”。参加56届的招生工作……。与学生关系很好。那时与学生一起写生，因其水彩画有个性，有特点，而被称为“马派”水彩画，很受欢迎而至摹仿。

　　1957年5月份，被领导根据中央关于开展整顿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官僚主义的“整风运动”，先后召开九次座谈会，要大家帮党整风，提意见，“大鸣大放”。也有某位领导找教师团支书的小马谈，希望能带头提意见（幸亏！！！）他那时实在没什么意见可提。6月开始，全国范围的“大鸣大放”定性为“向党猖狂进攻”，开展反击资产阶级进攻的斗争，简称“”。在美院全部停课（附中一样）。大会、小会、大、小字报，互相揭发、自我检查种种形式。全院（除附中学生外）划达32人之多。大学部教师18人，附中教师2人，大学生11人（当时本科生213人）。院长莫朴开始，所有来自老解放区的教学骨干，业务干部也都被划为“资产阶级分子”。因运动而停课直到1958年3月才告一段落。时间之长，人数比例之多，领导层被打击面之大为全国少有。

　　1966年5月，政治浩劫席卷全国！“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和“大破四旧”，声势迅猛，各单位领导将其属下的“地、富、反、坏、右”统统抛出，组织游街示众，让他们反穿皮袍、冬衣，头戴纸扎高帽，革命群众在后用竹扫帚押着，一队队不同方向，络续不止……凡穿尖头皮鞋、喇叭裤，统统剪破。各校“有问题”的老师学生受到辱骂、殴打，女老师则更被剪去半个头头发成阴阳头。他自忖难过此关，主动将家中有龙凤图案的菜碗打碎，老照片撕去，许多书包括三国、水浒等卖掉……大院邻居“矮子”告发，遭到抄家。唯一值钱的存折（120元）放在“毛选”书内幸存下来。他写信给还在乡下搞四清工作的我，要做好思想准备，又请隔壁的陈贯时老师在他万一住牛棚时照顾老人和小孩。我复信中要他紧跟党员，不会错。谁料想形式大转。工人出身，党员的陈老师被殴打，住了牛棚。

　　美院在1968年到1972年中，经历了最初先后两次招收省内工农兵学员，改名“浙江省工农兵美术实验大学”。工宣队、军宣队任连队的连长、指导员，全院分五个连。统称“教学革命连”。搬出南山路校舍（浙江京剧团等三个单位住进）到桐庐县分水镇借房上课。大部分教职员到阳普参加新校舍的体力劳动。老年教授干些晒谷、养鹅的劳动。1971.9.13事件后，形势有了变化。1972年夏天，绝大多数教职员拒绝下乡。学院重回杭州，阳普的校舍后来作另外处理（一天都未曾用过）。在回杭前后，院里组织了教材编写组。这段时间，“马教员”给那些来“改造大学”的工农兵学生上课。还曾受到表扬，所在班学生画得比其他班好。校长金一德来了解，他对金说实话：全由他为他们的画“收拾”了一遍。也曾受到质疑：人的牙齿为什么不是一颗颗画？树叶应该一片片看得清楚。某次，放素描静物，在一把军用水壶和一支军用喇叭旁，放了一枝映山红花，也受批评，赶快拿开……